茶园生态化建设模式，涵盖茶叶品种、栽培、土壤、生物、植保、肥料等领域。秉承以人类为中心的理性生态伦理学思想，为复兴茶产业而努力。
由唐宋至明清，茶叶生产形态在本质上投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主要有兼营茶业的农户、专门从事茶叶生产的茶园户、寺院茶园及国有茶园的茶叶生产。其中，茶园户的经济力量又干差万别，既有拥有自己的小茶园、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生产、地位相当如自耕农的茶园户，也有经济力量雄厚、拥有大片茶园的茶园主，他们多采取租佃或雇工的方式来经营茶园。在商品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明清时期，上述茶叶生产者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
从动态的眼光看，在茶叶市场作用的调节下，茶叶生产者的专业化水平可以发生很大变化。兼营茶业的农户如果不断调整种植结构，生产的专业化色彩会越来越浓，他们与茶叶生产专业户的差别就会越来越小，他们之问的界限就会逐渐模糊乃至消失，最后也会跨人茶园户的行列；而一般茶园户也可以随着经济力量的增强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扩展茶园面积，成为茶园主；也有可能受市场的影响或经营不善而缩减茶园面积、收缩生产的规模而退回到兼营茶业的状态。寺院茶园也会对市场的刺激作出反应，不断提高其产品的商品率。
国有茶园与茶叶商品经济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国有茶园生产的茶叶虽然是用来上贡，茶叶产品的商品率几乎是零，但贡茶大多是名优茶，在当时声誉甚好，成为茶园户提高产品质量的一个标准，因而对私有茶园的茶叶生产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商业和市场成为促进国有茶园分化、瓦解的重要力量，在国有茶园经营、管理不善的情况下，国有茶园向私人茶园转化，产生了新的茶园户，这有利于茶业经济的发展。
尽管明清时期茶叶生产形态存在上述不同的形态，但从本质上看，茶叶生产的主要力量还是个体小农，他们是茶叶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兼营茶业和拥有小块茶园的茶园户自不待言，茶园主的茶园也多采用租佃经营的方式；寺院茶园似也多租佃给个体小农经营；国有茶园更多的也是通过控制农户来实现其茶叶生产的，只不过这些农户与普通个体小农相比受到的奴役色彩较重、对产品的拥有的产权甚少而已。因此，明清文献对个体小农的茶叶生产情况多有描述，“露蕊纤纤才吐碧，即防叶老采须忙。家家篝火山窗下，每到春来一县香。”
清人查慎行《武彝采茶词》云：“荔枝花落别南乡，龙跟花开过建阳。行近谰沧东渡口，满山晴日焙荼香。时节初过谷雨天，家家小灶起新烟。山中一月闲人少，不种沙田种石田。手摘都蓝漫自夸，曾蒙八饼赐天家。酒狂去后诗名在，留与山人唱采茶”这是对当时个体小农的茶叶生产所做的逼真描绘，具有典型意义。
当然，明清时期，也有些茶园主的茶园采取雇工经营的生产方式，有的寺院茶园和国有茶园也是雇工经营，这与我们所说的当时茶叶生产本质上是属于个体小农的方式并不矛盾。首先，采取雇工经营的茶园似不是很多，数量有限，不足以改变整个茶叶生产是个体小农生产的性质；其次，我们认为，雇工经营的茶园在生产结梅上与个体小农并无本质差异，不妨视为是个体小农经营方式在量上的扩展。
清代时外国游客进入我国茶区，才发现我国的茶园分布、规模与他们的想象迥异：“旅行者在中国所看到的一个最惊人的事实是：分配给种茶的都是些次要的地区。当他初次来到产茶区时，投有看到他所预期的大种植园而却看到了这一小块那一小块孤立的种茶地，致使他还想象自己还站在茶区的边缘“。茶园分布零散，鲜有面积广、规模大之茶园，也与茶叶生产属个体小农生产的性质相符。再次，即使是我国近代的茶叶生产，其基础仍然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汪礅虞先生指出，近代中国既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大茶园，也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大茶厂。茶叶加工制造的承担者，一头是以经营农业为主的小茶户，一头是以经营商业为主的茶栈茶行。
明清时期，从事茶叶生产的生产者处于不停的新陈代谢中，不同的茶叶生产类型之间也在不断地相互转化引起这种变化的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影响和茶叶市场的直接作用，茶叶产品质量佳、商品率高、市场销路广的茶园户能使茶叶生产的发展更加迅速，相反，则会使茶叶生产的发展缓慢乃至停滞、衰落、破产因此，茶叶生产形态的变化是与茶叶市场、茶业商品经济密切相关的。
明清时期，不同类型的茶园生产了数量不等的茶叶产品，以个体小农为主导力量的茶叶生产为市场提供了数量巨大的商品茶。尤其进入清代以来，不仅茶叶市场遍及全国，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求，而且茶叶的国际市场拓展迅速，茶叶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入欧美各国。难怪西方学者指出，大米在省与省之间以及地区与地区之间开辟了巨大的市场，棉花与棉布的地区之间的贸易也很重要，而丝绸和茶叶“既是国际市场上的走俏商品，又是国内市场上地区性的专业化产品”。
故从清代顺治、康熙年问开始，我国的茶叶外贸发展为一种行业。(清史稿·食货志)对茶叶在国内、国际市场的流通情况有简单勾勒：“厥后泰西诸国通商，茶务因之一变。其市场大者有三：曰汉口，曰上海，曰福州。汉口之茶，来自湖南、江西、安徽，合本省所产，溯汉水以运于河南、陕西、青海、新疆。其输至俄罗斯者，皆砖茶也上海之茶尤盛，自本省所产外，多有湖广、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诸茶。江西、安徽红绿茶多售于欧美各国。浙江绍兴茶输至美利坚，宁波茶输至日本。福建红茶多输至美洲及南洋群岛。
此三市场外，又有广州、天津、芝罘三所，洋商亦麇集焉。……[茶]最适于中国。泰西商务虽盛，然非其土所宜，不能不仰给于我国，用此疆疆遍及全球矣”。随着我国茶叶国际市场的扩大，出口到国外的茶叶数量也不断增多。到战争前夕，我国茶叶出口量达300001，商品量约130000t战争后，我国茶叶输出量直线t，同年茶叶生产量约为230000t，是1949年前的历史最高水平，成为当时居首位的出口商品在此期间茶叶出口量每年平均递增4.3％，成为中国茶业史上的黄金时代。
尽管宋代号称茶业兴盛，其茶叶产量也仅仅是接近1亿斤，而1850年仅茶叶的出口量即达1亿斤。在十九世纪初，我国茶叶占世界消费量的96％：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我国茶叶仍占世界茶叶输出总量的84％；九十年代，印、斯、日茶开始打人国际市场，我国茶叶在世界茶叶出口总量中的比重下降到46．12％，但出口量仍占世界产茶国的第一位。
十八世纪前期，因为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流通，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联系的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已成为海上茶叶之路，茶叶成为世界贸易网络形成后最重要的国际贸易商品之一。茶叶出口带来的白银流人中国成为十八世纪后中国通货革命的基础。清代茶叶商品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甚至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重视。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一书第四章中讨论了四种主要商品，以探讨有助于理解中国现代化基础的因素，茶叶即是其中之一。
不可否认，茶叶贸易曾经是当时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学者们对它曾经的辉煌进行过仔细地探究；也对它后来的黯然失色做过深刻地反思。尽管茶叶市场风云变幻、茶叶产量变动不居、植茶面积有盈有缩，茶叶生产的基础和类型却鲜有大的变动。为什么以个体小农为主要力量的茶叶生产会有如此的大起大落?由盛极一时至走向衰败，甚至一蹶不振，其原因何在?有许多学者认为原因之一在于我国茶叶生产的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生产规模小，茶叶生产率低下。但同样是在个体小农的生产条件下，茶叶生产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的茶叶需求，而且还在茶叶国际市场上独领风骚，源源不断地供应欧美等国家。茶叶生产的兴盛和衰败，都是建立在个体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之上，却把衰败的原因归结于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似乎欠妥。可见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此。
首先，我们同意个体小农的茶叶生产的确是规模较小，但生产规模小并不意味着效率低。吴承明先生对我国传统社会个体小农的生产方式即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我国以家庭为单位的、集约化的小农经济有很高的生产效率，亩产量始终居于世界前列。这是我国传统农业中可贵的积极因素。至今我们还在利用这个积极因素，即家庭承包制。”
事实上，认为不断扩大的农业生产规模能不断减少农产品的成本的观点越采越受到质疑，在农业中并非生产单位越大效率越高。甚至在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中，农业生产的规模问题也并非那么重要，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菠指出：“在改造传统农业中至关重要的类型并不取决于大农场的建立由于这种改造，农场的规模会发生变化——它们或者变得更大，或者变得更小——但是，规模的变化并不是这种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增长的源泉。……因为改造传统农业总需要引入一种以上的新农业要素，所以在这种改造所引起的过程中，关键问题不是规模问题，而是要素的均衡性问题。”
具体到茶叶生产中，茶叶生产规模也不是越太越好，而是要求适度规模经营。适度规模是一个相对动态的概念。在茶叶生产受市场调节的条件下，茶叶生产的规模是不断变化、诃整的。而茶叶生产规模的变化过程是与茶叶生产者的新陈代谢有内在联系的，与不同的茶叶生产类型相互转化一致的。其次，从激励和管理的角度看，个体小农的生产方式也有其自身的优越性。现代产权经济学认为，拥有严格界定的、排它的、有保障的土地所有权的个体土地所有者，其生产积极性最高；同时，个体小农对市场的反应也是灵敏的，能够根据市场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生产。“传统农民的行为的确是合理的，同时他们对于各种经济刺激和经济机会的反映是敏感的。”
而中国的农民也是如此，波梅兰茨指出：“中国家庭劳动的使用方式虽然蒙上许多恶名，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些方式与西北欧一样很灵活地适应着机会变化和价格信号。”个体小农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使现有的生产要素的配置达到了最优化，如西奥多‘w。舒尔茨所言：“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造成我国近代茶业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鉴于许多学者做了深刻的分析，我们在此不赘言。我们只是想从茶叶生产这个方面寻找问题的根源，并且侧重从经济的角度分析问题。
受西奥多·w·舒尔茨对农业部门的生产活动分类的启发，我们把茶业部门的生产活动分为以下几类：
(2)不由茶农从事，而由一些供给者从事的茶叶生产要素的生产，茶农从这些供给者那里获得这些要素；
而茶业的发展不仅与第一项直接相关．而且还取决于后两者的发展情况，同时，茶农的茶叶生产也受后两者的制约。明清乃至近代，恰恰是后两者均存在问题。首先，茶叶生产中引进新的生产要素的情况凤毛麟角，如《清史稿‘食货志》所言：“盖我国自昔视茶为农家余事，惟以隙地营之，又采摘不时，焙制无术，其为他人所倾，势所必至。”茶叶生产“既投有经过组织方式上的变革，也没有获得现代技术。……他们不去调查世界茶叶贸易的发展状况，从而使自己有应变之备，而当他们知道南亚的科学植茶方法时，为时已经太晚。……政府也没有在提供情报和改善茶叶品种方面进行引导。”
与印度、斯里兰卡、日本等国家茶叶生产、加工技术的巨大进步相比，我国的茶叶生产技术进步十分缓慢，体现了茶叶生产中鲜有新的生产要素的投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新生产要素的供给不足。其次，茶叶的销售和运输方面，亦较为落后，直接影响茶农的生产，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现代茶叶经营管理学认为，茶园生产作业随茶树生长发育进程，安排在不同季节、不同时间进行，把产前、产中、产后的一些作业和工作，如育种、植保、机耕、运输、加工、储存、供销、信息等分离出去，由专业化单位提供服务，则茶园经营单位的规模可以相应地缩小，实行家庭经营。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把近代茶业衰落的原因归结到个体小农的生产方式、茶叶生产规模狭小的观点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
近代茶业衰败的原因在于，在印度、斯里兰卡、日本等国家实现茶叶生产的现代化井迅速占领茶叶国际市场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茶业没有及时加以改造，使之实现茶叶生产的现代化。那么，如何改造包括茶业在内的传统农业呢?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西奥多·w·舒尔茨的研究也许会给我们带来启发，他提出通过市场方式改造传统农业，改造传统农开云体育 开云平台业的关键是要引进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这些要素可以使农业收人流价格下降，从而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而要通过引进现代生产要素改造传统农业，就要首先建立一套适于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主要是运用以经济刺激为基础的市场方式，通过农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化来刺激农民；不要建立大规模的农场，而要通过建立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能适应市场变化的家庭农场来改造传统农业；其次，要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为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条件；再次，要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
在实现传统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向农业十分重要。而资本不仅包括物质生产资料，还应包括劳动力。所以引进新生产要素，不仅要引进良种、机械这些要素，还要引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能运用新生产要素的人。这就要大力发展教育、对农民进行在职培训及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这是因为，在西奥多·w·舒尔茨看来，土地和农业中使用的物质资本的量的差别不是足以解释农业生产趋势的变量，他认为农业中使用的物质资本的质非常重要：“这种资本的质取决于它所体现的农业科学知识的多少。但是，解释农业生产差别的关键变量是人的因素，即农民所获得的能力水平的差别。”
茶业是我国传统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茶业的改造，也应遵循这样的路径。然而，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下，实现传统茶业现代化的环境和土壤阙如，茶业发展障碍重重，步履维艰。这是我国传统茶业衰落的根源所在，值得反思。1949年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家庭承包制的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为改造传统茶业、实现茶业现代化提供了基本条件。但我国茶业仍面I临挑战。九十年代以来，茶叶的生产和销售状况不佳：1994年以来，我国茶叶总产量一直徘徊在58万吨左右，1996年，茶叶平均单产是50公斤，仅为日本的25％，世界平均单产的一半。同时，我国人均茶叶消费为0．33公斤，低于世界人均0．5公斤的水平。
造成这种状况的具体原因很多，诸如缺乏管理、产销矛盾突出、成本高、税率高、生产经营方式陈旧等；而要扭转这种局面，就要在茶园管理专业化、销售品牌化、科研市场化、管理行业化上下工夫。如果真正采取有效措施从这几个方面对茶业加以改造，则会加快茶业现代化的步伐，茶业就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之一。而实践也证明，对茶业的产业化开发，使一些茶区的茶业不仅走出了困境，而且得到了迅速发展，茶业在一些地方甚至成为支柱产业，其产品在市场上逐步形成了强大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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